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中)》:民初地方官员的权威,比清政权更

共和国的肇建
民主试验

一九一二年二月,满清末代皇帝退位之际的中国,与一六四四年四月明崇祯皇帝自缢时不无雷同。各地方政府入不敷出,以致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几近瘫痪。知识分子与官僚对于形同虚设的政权的强烈不满,已经到无法忽视的地步了。驻扎北京的军队虽然不少,但忠诚度不足、难以掌控,而军饷给付若延迟太久,还可能引发兵变或是逃兵。乡下地区天灾肆虐,粮食歉收,哀鸿遍野;而地方政府碍于财政短缺,亦无力赈济饑荒,灾民流离失所。仍效忠昔日统治阶级的旧势力或许是未来政局紊乱的主轴。外患的压力日现,侵略迫在眉睫;具独立意识的分离主义政权很有可能出现在中国中部、西部和南方,更进一步弱化中央的统治权威。

当然,这两个过渡时期亦有迥异之处。其中较重要者有四:首先,相较于明朝灭亡时仅受一个外患威胁,一九一二年至少有七大掠夺成性的强权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而且中国已积欠这些国家大笔债务。其次,在一九一二年,通讯、运输和工业发展的新模式,使国家经济结构处于剧烈的转型阶段。第三,儒家思想能否作为中国人核心的哲学体系,适切地解决中国人所有的问题,已经受到质疑。第四,一九一二年,儘管多数中国人仍倾向支持强大、集权的权威中心,但是整个帝制体系与君主立宪这种折衷之计同遭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拒斥。

在这段高度紧张的时期,暴力是难以预测且稀鬆平常的,举国上下也无人能断言中国将走向何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两位领袖即将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崛起,而两人之间的斗争更将影响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面貌;毫无意外地,他们亦在此时初嚐暴力冲突的滋味,开始从事政治活动。

一八九三年,毛泽东诞生于湖南的农家,学生时代于长沙加人志愿军。毛泽东亲眼看见清军溃散之速,他剪掉髮辫,亦曾目睹两位革命军领袖横尸街头,这两位革命军领袖不是被清军所害,而是被支持共和、拥护湖南军政府的参议院议长谭延闿所杀,谭延闿主张必须替中国寻求一条不那幺激进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曾一度加入湖南的「共和军」,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家、曾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成立中国第一个社会党「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所写的几本小册子。不过,此时毛的政治立场仍十分保守:日后毛告诉一位访问者,他当时希望政府能请孙逸仙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为外交部长。待战事结束后,毛泽东即博览群书,自修政治学和经济学,準备直接参与中国未来的社会改造工程。

另一位领袖人物是蒋介石,一八八七年出生于浙江通商口岸宁波附近的盐商家庭。当时许多家境富裕的中国有志青年都前往日本接受军事教育,蒋介石亦是如此,一九○八至一九一○年赴日就读军事学校。在密友陈其美的引荐下,蒋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党人。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陈其美膺任上海都督,拔擢蒋介石担任其军团的一名指挥官。蒋介石英勇地挺身参与杭州的攻坚战役,并使这座城市归入革命阵营。根据多项资料的记载,蒋介石策动或亲自执行暗杀反对孙逸仙及蒋的导师陈其美的同盟会成员,经历了个人暴力经验的初次洗礼。

社会秩序的恢复有赖袁世凯将他在北京的根据地、北洋军的支援与同盟会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也仰赖袁世凯以立宪程序,将新军和各省的议会结合成全国性的政体。然而袁世凯在走向目标的第一步便遭到阻碍。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被支持者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孙逸仙,自知武装力量无法与袁世凯的军队抗衡,于是在一个月之后的二月十三日,也就是满清皇帝逊位第二天,让出了临时大总统头衔,由袁世凯担任这个职位。同盟会诸位领袖及其支持者要求袁世凯必须于南京就职,以期袁世凯远离他北方的军事根据地,此举也是建立可行的平民政权极具象徵意义的一步。但是袁世凯选择驻留北京,藉口军情不稳,需要他坐镇北京。一九一二年三月间,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相继发生叛乱与暴动,似乎证实了袁世凯的顾虑。但也有某些人士质疑,这些乱象也许是由袁本人所鼓动的,藉以证明北京不可一日无他。至于孙逸仙,则受袁世凯之邀前往北京,显示出他振兴中华的诚意,并草拟了改造中国铁路系统的蓝图。

当务之急就是制定具实质意义的宪法,并在此宪政架构下举行全国性的选举,以建立新的两院制议会。早在一九一○年十月,于北京召集的「资政院」会议是达成此目标的第一步。资政院採取一院制,成员由各省谘议局选举产生,或由朝廷钦定。不过,资政院开议后,却联合各省谘议局敦促朝廷应在慈禧太后原订的一九一七年之前就召集全国性议会。于是一九一○年十一月,清廷遂同意缩短预备立宪期限,预计在一九一三年举办国会大选。

虽然资政院是清代的产物,但是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发展上,仍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正当清廷为政权殊死搏斗之际,即授权资政院起草宪法。十一月三日,资政院会议有了初步共识。五天后,资政院会议推选袁世凯为中国首任国务总理大臣,赋予袁世凯的统治某种形式的民主合法性。

但在北京这种种事件发展的同时,各省在同盟会的鼓动下也纷纷召开会议——首先在上海,汉口继之,最后则是南京。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南京正式成立临时「参议院」,每一省推派三名代表。对中国民主的成长而言,他们的角色至关紧要,因为孙逸仙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条件,换取袁世凯正式电告临时政府,公开主张「共和国为最良国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二月十四日,就在孙逸仙的敦促之下,南京参议院一致通过,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以目不暇给之速度,登上共和政体的顶峰。一八五九年,袁世凯出生于官宦世家。袁两度科举落榜,却捐了一个小官职,这是不少清末青年人追求仕途的另一种方法。尔后,袁世凯在朝鲜历任军事及商务等职务十余年,于是对以朝鲜为目标的日本扩张主义者所知甚深。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后,清廷指派袁世凯训练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这段历练使袁有机会在军队培植子弟兵,奠定日后的权力基础。几乎可以确定,袁世凯曾帮助慈禧太后推翻光绪皇帝与百日维新的改革者,但袁世凯亦成功清剿山东拳乱。一九○一年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在这段期间,袁将北洋军训练成中国最精良的军队(在七位中的五位统制官及其余所有高阶军官皆为袁的亲信),同时,袁也表现出强化自己领地的改革热忱,推行地方自治、教育体系、警察制度等改革。袁世凯清末政治生涯的成就让人寄予厚望,盼他领导共和国,成功回应中国所面临的艰困挑战。

孙逸仙在辞退临时大总统一职时,曾要求袁世凯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必须「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始能授受事权」。为建立合法的共和政府,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临时参议院颁布新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保障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应享有的平等地位,以及人身自由与财产权利,尊重宗教信仰与集会自由受法律保护;同时,《临时约法》亦明定,应于十个月内举行全国大选,并召集国会。届时,临时参议院即行解散,袁世凯当去职,重新举行总统大选。此时已将每一行省的代表员额扩增为五名的临时参议院,于四月五日投票决议临时政府迁都北京,中华民国首度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政体,前清设立的议会至此正式废除。

依据《临时约法》的规定,中国开始筹备首次的全国大选。依法,中华民国国会採取两院制:「参议院」,法定席次两百七十四席,任期六年,由各省议会选举产生,每省得选举十名代表,其余则为华侨代表席位;「众议院」,法定席次为五百九十六席,任期三年,大致上依据各省人口数,每八十万人产生一名代表。

满清皇朝终结之后,孙逸仙随即着手领导同盟会改组,将之改造成中央集权式的民主政党,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的国会选举中推举候选人。这一重新被命名为「国民党」的政党组织,是由宋教仁主导党务;在孙逸仙流亡海外期间,宋是孙最得力的左右手之一。一九一二年,宋教仁年仅三十岁,即展现出政治组织的天赋,儘管宋傲慢自大的态度使他与同志有所隔阂。宋教仁最重视的议题,是总统的权力应受到限制,并适切保障国会及其代表的权力。一九一二年中叶,袁世凯显然已经完全掌控由他提名所组成的内阁,并企图大肆扩张总统职权。一九一二年,宋教仁周游湘鄂宁沪各地,竭力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并不时直言抨击袁世凯扩权的野心。十二月大选前夕,由宋教仁领导之国民党情势优于其他三个主要竞争对手:共和党(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统一党、民主党(由梁启超领导)——三者于选后合併为进步党。此外,尚有三百余个政治党团林立,于此次大选中竞逐国会席位。

儘管全国的大选备受瞩目,但当时农村地区的政治发展也很重要。晚清对于地方自治的讨论中,有人怕议会制度的改革将沦为保守士绅巩固权益的工具;因为士绅阶级挟其田产和学识,在地方已经享有影响力,现在又多了官方的行政权力。清帝逊位后数月,这样的忧虑果然成真了,势力强大的地方官员占据各项新职并清算旧帐,设置这些新职是为了使中央政府的权威比过去满清时代更加深入渗透乡村社会。除非能遏制这个趋势,否则将会窒碍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儘管在国民党的党纲中确实主张,必须落实地方自治的发展,然而此刻举国正浸淫在全国大选的激情里,这类问题就显得无足轻重,并未为国民党或其他竞争对手正视。

新的选举法规于一九一二年公布,规定中国男性年满二十一岁以上,拥有超过五百美元不动产,或是缴纳两美元以上的税金,并具小学学历者,才能取得投票权。据估计至少有四千万人(约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符合上述条件。文盲、吸食鸦片者、破产者及精神疾病患者,均不具备投票资格。虽然清末以来,中国女性已经越来越有决断力,妇女投票权也获得当时几位重要知识分子的支持,许多女性加入同盟会或资助同盟会,甚至某些女性加入革命军直接参战,或在战场上担任救护工作,但女性依然无法享有投票权。一九一二年,北京妇女参政权运动者唐群英率领数名女性同胞至南京临时参议院,积极游说议会将男女平权与女性投票权纳入新宪法条文中,却遭到悍然拒绝,她们于是强行闯入议会会场,大声咆哮,并打碎会场的玻璃窗。嗣后,这群请愿者被逐出会场,诉求也未得到允诺。

中国首度举行全国大选的结果于一九一三年一月揭晓,国民党明显胜出,却未赢得压倒性的胜利。众议院五百九十六个席次中,国民党获得两百六十九席,余者由其他三个主要政党瓜分(在这次选举中,许多政客同时隶属于不同政党,所以这四个政党宣称取得的席次加总后远远超过五百九十六席)。在参议院方面,总数两百七十四席,国民党囊括一百二十三席。按临时约法的规定,国民党将主导推选总理以及组织内阁;同时,依据临时约法,待议会选举之后,在国会全面监督下将举行总统大选。

一九一三年春天,中国的新科议员分别取道铁路、公路、河运、海路齐聚北京。三月二十日,才刚赢得胜利的国会多数党领袖宋教仁与几名友人前往上海沪宁铁路车站。当宋教仁在车站月台候车时,一名男子走上前来,近距离朝他开了两枪。宋教仁随即被送往医院,两天后辞世,而两周后,正是宋的三十一岁生日。当时盛传,宋教仁将会被提名为国务总理。多数人相信袁世凯是这桩刺杀案背后的首谋,因为所有证据皆指向国务院祕书与临时政府的国务总理涉及本案。但刺宋案的几位主谋不是自己也被暗杀,就是离奇失蹤,因此袁世凯个人未曾被正式牵连到刺宋案。

其他国民党籍代表齐聚国会后,急于遏止袁世凯的野心,主张建立永久性的宪政体制架构,并举行全面且公开的总统大选。国民党尤其猛烈抨击袁世凯操控国家财政大权,袁世凯不着手解决徵税问题,反而再度向外国银行团举债,这次是超过两千五百万英镑(大约一亿美元)的鉅额借款,亦即所谓的「善后借款」。袁世凯将这些诘责视为针对他个人的攻击,决心进行反击。一九一三年五月初,袁世凯解除几名深具影响力的国民党都督之职。经过夏天的激战,效忠国民党的势力为袁的军队击溃;九月,南京失守,为支持袁世凯的保守派将军张勋占领,张的部队依然蓄着满清的辫子。十月,袁世凯强迫国会推举他为五年一任的总统(国会进行了三次投票,袁世凯才获得多数票)。最后,袁世凯称国民党为煽动人心的叛乱团体,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将国民党籍议员逐出国会。十一月底,孙逸仙黯然离开中国前往日本,再度被迫流亡海外,孙的「共和梦」终究是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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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追寻现代中国:革命与战争(中册)》,时报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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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译者:温洽溢、孟令伟、陈荣彬

衰亡的帝国,心怀壮志者在纷乱的年代欲点燃革新之火
大一统的蓝图之下,斗争四起
中国的未来又该走向何方?

跳出我们熟习的史观论述,以他者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如何成为中国!

《追寻现代中国:革命与战争》以清帝国的衰亡为起点,一路走过纷乱的民国,直至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在史景迁的笔下,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从天朝梦中惊醒,开始思索起自己与西方世界如何接轨,师法西方理论,重整大一统的理想版图。

自袁世凯到蒋介石与毛泽东,政权的递嬗与斗争不曾停息;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路线中挣扎;然而国际列强也正虎视眈眈,欲左右政权发展以夺取更大的利益。此时的中国,彷彿一只死去的庞然巨兽,只剩尸体仍颤动着。底层人民的觉醒及抵抗,正反映了执政政体在经济、阶级上的衰弱和腐败。面对国家的种种沉痾、政权转移的死伤与纷乱、思想的无所依归,谁将汇聚起土地与人民的愤怒?中国又将走向何方?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中)》:民初地方官员的权威,比清政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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